今天有“积极对话”的同学向我讲述北京病友晓阳死亡之后，他的博客以及晓阳的照片被人公开于网站上，大家彼此唏嘘不已。谁赋权让一位年轻的艾滋亡者的照片与故事就这么转载在各大同志网站？我们胸口别着的红丝带，我们却忘记了红丝带的起源了。就在晓阳过世不到24小时，我的一位亲密的病友也于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谢世。他死于丙肝感染后的肝坏死，而且CD4只有27个，他去世前2天，我与香港病友ken仔一起陪他大半个下午。跨进他病房的一刻，他双眼是空洞的，根本没有辨认清我，我也没有想到短短几周，他的病情如此迅速恶化。要不是第二天需要赶往南京参加江苏省红十字会艾滋病友的见面会，我更愿意留下来陪他。但是，依照着工作计划，我还是跨上沪宁特快赶往了古城金陵，火车上，在我还惦念着病房里的我这位病友大哥的一刻，南京的曹宁校医生打了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可能帮助南京二院病房里的一位感染隐脑的病友，我知道这个疾病的治疗费用，问了一下治疗经费缺口是十几万，然后，我语塞了。我们自己都是靠着私人的资金在做些病友的关怀，哪里有资金可以帮助这位孩子？然后，曹医生在电话那头十分泄气地叹了口气，说：那他只能放弃治疗了，我知道放弃治疗意味着啥？十几天前，我们还转介了一位刚从北京佑安出院的湖南籍的隐脑的病友进入病房，那是病发时可以将头撞破之痛的恶疾啊！一连串的死亡，死亡令人窒息。我在南京还是决定不去看望二院的孩子，我知道，一旦看望过他，而自己却又束手无策的话，我自己会有多么抑郁，这样的抑郁弥散着死亡的气息将令我难以入眠。

    脑子里挥不去，那天下午在金山的上海公共卫生中心的病房里，替我那位丙肝的病友把尿的一刻；他缓缓地说：我没有你坚强。黄疸泛起的那张脸早没有了昔日的风采，但是他依旧是那么温和与善解人意。替他体温稍高的双脚套上袜子时，他对他八十岁的白发母亲说，让周易不要走，说完缓缓地入睡了。他姑姑也在病房，还说起他小学时跳到桌子上打蟑螂，头撞破吊灯的童年趣事，还在计划着他熬过这一关以后，怎么带他出去旅游散心；其实，之前和齐唐凯医生聊了很多关于他的病情，回到病房说着这些宽慰的话，心底却揪着一颗可以感觉到死亡的心境。趁着他宽心入睡的一刻，我和ken仔坐着班车离开了医院，心底里一直有一种愤懑，或许愤懑的来源是因为自己的懦弱与无能。我有点絮絮叨叨地和ken仔说，进入艾滋圈以后，难以真正地将身心与精力很好地投入到最需要帮助的那些病友身上。

    艾滋圈里的那么多的无良与无赖牵扯去你太多的精力，那些身体还健康的病友的那些狭隘的家长里短令你会身不由己卷入没完没了的为他们调和与咨询的疲劳之中；越是边缘里的群体总是那么自我而无视比他们更需要帮助的人们。我这位去世的病友大哥，却是一位极其善解人意的人，他细腻而敏感，不愿意为别人添任何麻烦；在他眼里尽可能少打扰我，就是对我工作的最大帮助，几次电话里，他老是说：周易啊，我很好，知道你很忙，找你的人很多，你只要照顾好自己就好。在我身边和这位大哥一样善良的病友有好些个，然而，偏偏这样的一些好人，一些将自己需求放在后面的好人，却不得不面对最少的援助与关心，包括我也会疏漏对于他的关心，偏偏那些好表现自己，好哭好闹的人却是那么肆无忌惮地占有着属于他或不仅仅属于他的这样或那样的资源。一想到这，就让我难过，内疚！在到达西安前一刻，我收到这位病友大哥的噩耗时，我只能跑到车厢的过道里点起烟，我向阿梅发了条短信，我向她致以我最内疚的心情，我知道假如我能多陪陪这位大哥，假如我能让这位大哥能有时间将他几十年的不愉快与坎坷一并卸给我的话，也许他的病情不至于如此快的恶化，曾经一次次想到他的一刻，总是身边有做不完的事，连续几个月的睡眠5-6小时依旧做不完的工作，即便几次对着身边一起共事的病友抱怨他们将艾滋社区义工的工作当作业余爱好或福利企业而发火后，我还是自己悄悄地将他们扔下的活给干完。今天，对着大哥的过世，我真的觉得无奈与抑郁了，我不是只为自己的失职而内疚，更令我觉得无奈与茫然的是，我身边那股无视艾滋病人生死的艾滋资源的争夺硝烟，更令我觉得无奈与茫然的是我身边那些病友永远只是眼望着寸短的目光，躺在自己还不至于最困苦的伤口上哀号的声音，利益在战胜着生命，生命只是彰显着极端的自私，这样的生命怎能不脆弱，这样的生命怎能不被边缘？

    死亡，一连串的死亡，我们究竟在死给谁看？

    今天是进入正式考察日程的第一天。清晨在入住的俱乐部泳池边用早餐，我喜欢乌干达咖啡，非洲的咖啡以及水果果汁的浓香是这个清晨最佳的开始。看了日程，我们将紧锣密鼓地开始这近一周的考察访问，并且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忘了将随身带着的施美防蚊油将裸露在外的部分仔细涂上一遍。

    今天的第一站是设在坎帕拉的一家叫莫拉过的综合医院，同时也是艾滋治疗的专业机构，它位于麦克雷雷大学医学院旁，我们造访的是一家IDI的传染病研究所，它是乌干达注册的非政府机构，IDI最近的项目主要是在非洲撒哈拉南部地区就HIV/AIDS以及相关传染病的防治和护理确定最佳的做法和模式。Coutinho博士是这里的法人同时也是乌干达国家艾滋治疗专家组组长，拥有相当丰富的临床经验，早在1982年就开始了艾滋临床治疗。他曾经担任过全球基金总部的评审委员，对于中国的问题相当之熟悉，甚至说熟悉到令我吃惊的地步；同时这位老人对整个全球的疫情发展以及变化的情况都很熟悉。在抗病毒治疗以及中国二线药物使用上，他直言不讳地谈了他的很多看法。在他眼里，中国是不是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究竟是应该自己拿出政府财政更多来救治艾滋病，还是依靠国际项目来通过推动非政府组织参加艾滋病工作，以及中国究竟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在获得国际援助，都是值得推敲的一个事实。

    在该医院我们看见了太多的艾滋病人躺在病床以及走廊中，陪同随行的“周杰伦”、小布都是这所医院的临床见习医生。和我在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以及地坛、佑安看见不一样的是：这里的病人没有躲避的目光、更没有像做贼似的慌张，也没有看见他们如我在水电路看见的有些十分凶悍的因血的病人那样强势！一切，都在玻璃顶棚下的大厅里井然有序。医院大厅的一角是儿童寄放站，几位护士正在抱着黑黑的小孩子，逗他们玩。而医院的走廊里挂着艾滋病人的美术、民间工艺作品，前往化验室的走廊一角是几个在制作手链与项链的妇女小组。同时，在这家医院还让我看见了一位女士十分令我记忆深刻，她就是IRI驻乌干达主任的太太，一位从越南转战到乌干达，专门从事艾滋临床工作的美国女性。令我惊讶的不是她的所谓工作经历，而是她带着我们行走在医院各个部门时，病人以及其他医务人员对她的亲近与礼貌。在中国，我看见太多的医生在病人面前的权威模样，亲切似乎离我们稍微远了点。医务人员、科研人员基于临床第一线的非政府组织模式，这令我觉得很新奇，同时我还知道Coutinho博士还曾经担任过乌干达最大的AIDS社区非政府组织TASO的主任。我们更多的医院以及医生似乎更像是在完成一个政府任务或是经营着私有制的盈利医院，怎样组合资源？怎样将临床研究与将医疗福利转让给病人？IDI做得足以让中国的医院以及医生汗颜，C教授是拥有政府财政支持以及国际项目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它将自己的定位很清晰，专注做临床研究，因为专注与专业不仅仅获得国家政府的倚重，连国际组织也倍感重视，他们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医生或专业学术人员前来受训，包括发达国家的，从而也解决了人力资源上的流转。

    随行的两位翻译也是来自该医院的医生，他们那种自豪感让我感觉到中国医院医生身上缺乏的东西。

    第二站，我们是拜访乌干达艾滋病委员会（UAC），这是个由政府任命的独立的法人机构，似乎有点类似于中国的艾协，但应该不完全是，来到UAC觉得这里比较安静，同时能感受到一种官方的氛围。Kihumuro博士是这里的主要负责人，他的整个介绍是一板一眼的，不想IDI的C博士这么善于交流，但是，我们还是获得了我们想知道的东西，UAC不直接参与实施艾滋病项目，但要提供策略领导，保证与艾滋病相关的各种活动能高效协调地进行，这些活动是在批准的政策范围内由重要的参与人员实施，还要提供项目参数。K博士介绍，如今UAC有12名委员，与我们看见的介绍有了很大变动，其中4名来自政府官员，8名来自艾滋社区选举产生的，12名委员都获得政府的委托与最后任命的认同。关键他们不是项目实施机构，他们更重要的是项目指导机构，不像中国艾协其实是一个项目实施机构，不做实施机构就是将资源更多地下沉到民间老百姓那里！他们都直接获得总统的任命，而且选择的条件是来自政府与非政府机构、艾滋感染者群体，以及由于其杰出的专业知识能力或是投身在与艾滋战斗的个人。当然，由于是指导机构，对于我们而言，K博士的介绍会显得比较枯燥，他同时对我们后面将要访问的机构倒是做了一个简单介绍，他相信我们理解UAC是需要在后面几站访问后自然明白的。

    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了我们此行见到的第一个社区工作点Mbuya的Reach Out。坎帕拉的地势有点像青岛，山坡纵横，车子就是在上坡和下坡间行走，这里的房子也颇似青岛，黄色的瓦顶白色的墙体。远远可以看见天主教的一个大教堂在我们前方，车拐过教堂便驶入了一个小院。这里就是坎帕拉的外展中心，一个由天主教神父发起的为社区服务的社区中心。

    院子很大，草坪上，三三两两的坐了不少人，有一些一眼就可以看出是病人。

    我们受到中心热情的接待，介绍中，我们了解到这个社区中心发展的艰难，最初只是在教堂里开展逐渐获得社会认同以后开始壮大，其经营的理念主要是提供艾滋病人以及家庭最大的心理支持，帮助大家认识艾滋病，做艾滋治疗教育，这很类似于我创办的美丽人生互助会的经营理念，外展中心的活动丰富多彩，包括音乐、舞蹈、戏剧、放录像，举办体育活动，我还看见了托儿所以及简单的病床，这里也对于一般较轻的机会性感染疾病提供临床护理。由于我是感染者，我只是在结核病房外看着内部的场景，TB（结核）病区有专业的医生以及志愿者前来为病人服务，其他病房有病人或病人家属服务于病人，同时这家中心也获得进行VCT检测以及CD4检测的采血权力，还提供常规抗病毒药物发放以及常规机会性感染，主要是TB的药物发放，并重点开展药物依从性教育。在这里，病人还可以获得一定的免费食物，许多艾滋病人的家属在这里服务于更多的艾滋病人，我们还参观了一些病人生产自救的缝纫作坊。一切显得很井然有序，没有国内NGO的浮躁与喧嚣，很多人忙忙碌碌地在干活，而不是开会或所谓搞能力培训。我们还在这里看见了许多欧美国家的暑期学生志愿者团体在这里为病人服务，开展公益夏令营的活动。

    是啊，我们对于艾滋，开了太多的会议；能力的培训真的是开会就可以提高的么？还是需要在实践工作中提高？小院的背后就是教堂，教堂的墙壁上是圣母玛利亚的雕塑，她张开着双臂，俯视这院落里的每一个角落，中午赤道的阳光洒在院里青青的草皮上，有几位志愿者在晒着病房的床单与病人的衣服，这也是种能力，却是与生俱来的求生存的基本生活能力，而能力有时候不是你会不会做，是你愿不愿意做！前一段时间看见了很多中国NGO撰写项目书的能力培训会议，我比较反感这样的会议，难道中国的NGO都会写项目书了，就可以做好艾滋社区工作了？难道中国NGO目前资源的获得真的是只要你会写项目书就可以获得的么？让我们看见或去回看，我们究竟做了点什么？是不是随时都可以看见这样给一个温和有序的社区工作场景？我们看见更多的是在中国的表演，一些为了应付全球基金官员的表演，而评估考察结束，我很难想象他们在干点啥？艾滋病人的社区首先是需要个体获得服务与支持，而不是吵着闹着说钱究竟去了谁的口袋！我固然是反对政府不作为，垄断艾滋资源的；但是令我寒心的是那些站在台前的NGO又真的在社区做了点啥？受益的总是那么几个人，不论是政府职能的官员与NGO、草根的负责人，我看见更多的是在中国，有那么一些人不论他来自政府还是草根，他们将这个社区抛在一边，然后不停地争执，事实上最后大家所说出的艾滋社区总是那么抽象与不真实，我们都在演戏，而没有在工作。

    艾滋，我们要国人感染到百分比多少才能够停止表演？

    今天的最后一站是位于坎帕拉的传统医学与西医开业医生共同抗击艾滋病组织（THETA),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组织，初来这里的中国访问团的其他成员不会很在意，但是作为病人的我，却会很留意。因为在中国，在我周围艾滋病人一直面临着中医治疗艾滋的问题，所以我特别留意。

    我首先仔细听了他们组织的介绍，我注意到了这样几点：1、乌干达传统医学带有很浓重的原始部落的巫医色彩，他们很偏重于生殖领域的民众生活，所以在艾滋问题上，他们有很多关联；2、乌干达传统医学很多是比较落后的迷信色彩，譬如患病的家人会有个放血的仪式，而这个组织正在将传统这些迷信方式进行必要的科学疏导，避免在巫医行为中促成新的病毒传播；3、他们更多注重的是简单的皮炎之类的外表皮肤病的治疗，对于免疫处于200以下的立刻转介到西医进行抗病毒治疗；4、他们积极在青年生殖问题上进行科学的防艾滋的知识推广。

    这些足以令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中医发源地国家的传统医学汗颜了，为何我们的中医介入艾滋，看到更多的是暴利敛财，大言不惭地轻言自己可以治疗艾滋，抗病毒呢？为何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利润而不是生命？我们的中医为何不能和西医抗病毒治疗有很好的合作，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倾销所谓提高免疫力的商品，而不是切实从自己目前力所能及的角度来进行一些对艾滋感染者最为实用的譬如常规免疫低下皮炎等项目的实用性普及？同时，我还记得那位负责人还说起过十年前有个中国的中医团队前来访问并且在这里搞了个临床试验，几个月后就不了了之地回国了。可是，在国内我依稀看见有些中药厂家曾宣称自己在乌干达、肯尼亚等国拥有明显的临床成果，并以此说明自己开发出来的所谓药物可以杀死HIV病毒？难道跨国以后谎言就没有人来揭穿了？呜呼哀哉！看看贫穷国家的病人对我们的评价吧，不了了之！   

   今天是乌干达的休息日，我们趁着这个空隙；前往位于尼罗河源头的金贾市观光。陪同我们一行的是来自坎帕拉的两位中国留学归来的医生：周杰伦和小布。两个有趣的年轻人，那个周杰伦在中国时可是参加过北京电视台，外国人唱中国歌的上镜先生，他的中文周杰伦歌曲一流的水准。

   金贾市位于维多利亚湖与尼罗河源头交接处。世界第一大河的源头就是这非洲第一大湖。车到尼罗河源头处一下车，就被质朴的非洲打击音乐所吸引，马路拐弯处几位老师正带领着几个学生在为学校募捐，跳着自己的民族舞蹈。那些孩子跳得很认真，就如同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的表演，然而，孩子们的才艺并不是为了一夜成名，他们要为学校改建校舍。他们没有一点点悲苦哀怨或因为贫困而潦倒的氛围，师生一起那么快乐，还招手让我去学着跳。难度太大了，估计需要天赋的，但快乐或许不需要天赋，我在路边分享到了一份快乐，而这样的快乐不是超女、湖南卫视、国内琳琳种种的才艺表演所能带来的；何年何月开始，中国已经没有了这样的一道风景了。名与利在中国过早地影响着我们的孩子。

    山坡下是尼罗河源头的第一座桥的痕迹，由于不远处的下方建造了水电站，河水水位提高，这里已经成了弃桥，然而桥墩还在，河心桥墩上已经长出了一颗大树，让鸟儿在这宽宽的碧波里有了一个属于它们的宾馆。乌干达的树林与天空飞着很多类似于鸬鹚的涉禽类鸟，它们多半喜欢盘旋滑翔，姿势特别优美。终于见到尼罗河了，这就是小时候教科书上说的青尼罗河那段的源头，一切还是初初的纯净与羞涩。尤其是清水突出湖面，进入到河道大约千米左右的，这个河谷时的跌宕，令尼罗河在最开始的那一段就显示出她的变幻与瑰丽。江面陡然在一个江心岛前撞击成两块，可能这里有河床岩层的下沉，落差激起的水瀑，将青色的河水击打成一片白色的沸腾，远远望去已经是水雾连绵的一个雾一般的世界了。循着河水的撞击声，我在河畔的热带树林里找到了印度圣雄甘地的埋骨灰处。甘地将自己的骨灰分撒在几条大河的源头，象征着他将民主与人类进取的精神在地球上如江河之水一样地推广。这令我想起了来自我们民族的一个伟人，一样将自己骨灰撒在江海中的那位总理。对的，周恩来！一位用一生实践着为人民做公仆的人类的精英。只是，在我们的渤海湾或是哪里，我没有找到过周恩来撒骨灰处的纪念碑，当我们大肆地进行炎黄清明祭扫的一刻，我们中国人遗忘了什么？在作为一个中国人，远赴尼罗河的上游瞻仰他国伟人的一刻时，我回看长江入海口的周恩来的故乡时，我满目的失落与伤感，来源于我们这个民族对精神的遗忘与对自己民族信仰的遗忘。有形的仅仅是宣扬盛世的喧哗，而不是一种精神的沉淀与传承，当这样一位公仆被遗忘的一刻，新中国的“为人民服务”你还奢望传承下些什么？

   惊涛骇浪间，一位乌干达少年表演了激流漂游的本领，沿着清澈的河水，一滴水可以在三个月后流到埃及，这是河边一位乌干达的朋友告诉我的。记得白先勇在《谪仙纪》里是这样说的，世界上唯有水是相通的，总有一天会流到一起。尼罗河对于全人类都是不陌生的，就像长江对于每个人都不会陌生。稍后穿行在热带雨林中的雨林宾馆里，我们也谈到了关于东非人类摇篮的问题，谈到了那部《狮子王》，辛巴在乌干达语中就是狮子的意思，还有那句“马库拉吗他他”也是源自乌干达语：“不在意，不用放在心上。”

    傍晚来到坎帕拉的露天自助餐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十几个国家的朋友们，聚在一起，先是观看了乌干达的民族舞蹈，还有来自卢旺达的；很意外地发现，有些还是同机抵达的一些欧洲国家学生志愿者团队。随后各国的游客以及志愿者临时学习乌干达民族舞蹈，在非洲的鼓乐中，寻找着一刻属于人类最原始的欢乐，并在欢乐中抹去了民族、种族以及贫富的界限，载歌载舞，我真的很久没有感受到人类如此质朴的一面了，在这一刻你不会想到人是需要设防的这样一个概念，相逢在地球上这同一刻的聚会；我们开心也没有忘记需要你也开心，而忧伤与伤感，在乌干达人面前，只是那一句：“马库拉吗他他”

     喜欢乌干达，战乱后的这里有贫穷但你没有失落感；贫困中的这里有艰难但没有懈怠，人类找到了家，来到乌干达、肯尼亚的人们，不论是啥肤色，爱并为了爱活着在这样一个夜晚，是快乐汇成了力量，人类是从非洲走出去的，今天我们只是回家。

    纽约作为世界的都会对于我们可以看到的更多的是建立在经济极其发达、民主意识十分先进的情景；或许那里有许多中国以社区为背景的NGO所目前最关心的支持资源，或许那里有更多中国病人希望获得的“求医问药”。而乌干达只是目前世界上最贫困国度之一的东非小国家，似乎很难赢得中国NGO、草根们的兴趣。我很想知道在这样一个资源匮乏、经济落后的国家，他们是怎样来抗击艾滋的，如果他们都可以做到，我们中国人的借口又在哪里？

    临行前的几个月，我一直在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众所周知的非洲地区不仅仅是艾滋肆虐的地区，狂热病、登革热、疟疾等都在危害着民众的健康；此行代表团4人只有我一个人是HIV阳性，有些病友也是基于那个地区的健康环境以及病毒种类繁多，而却步了。七月上旬，我为自己作出决定，不准备注射任何疫苗。原因是，免疫缺损的机体对于疫苗反应比较缓慢，甚至有些疫苗的植入是具有危险性的。为自己装备好必要的防蚊用品以及常规药物。前二天刚在上海新亚大酒店结束了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培训，于十八日傍晚，将一枚上海病友编织的红丝带别在棒球帽上，便兴冲冲地在虹桥机场跨上了前往北京的国航航班。在前往虹桥机场的途中我还一直担心“海鸥”台风的登录，因为这次乌干达之行是一连串的联机飞行，耽误不起。

    傍晚18：55分，“海鸥”还没有降临上海，飞机顺利起飞，穿过对流层，才发现“海鸥”的巨大，远远的台风云黑漆漆地如一座大山，漆黑的深处是电闪雷鸣，作别比我缓慢的台风，驾着东海边的一抹晚霞，我匆忙赶赴北京崭新的T3新航站楼去了。到达北京急急地和共和所的Adem、UNAIDS前任项目官员张涛、来自性工作类别的上海乐宜郑煌以及来自少数民族类别的云南的吴玉敏老师会合，于子夜23：55分踏上了阿联酋航班前往迪拜转机非洲。如今的中国建筑真的是越造越大，T3航站楼以及北京南站的面积，令人目眩，就如同上海陆家嘴的高度令人咋舌。两个中国最大的城市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都不懈地在外表上张扬着自己的存在。同样是波音777，刚才国航的机舱与阿联酋航班的机舱差距实在太远。无论是飞机的硬件还是空姐周到的服务；令我不再为接下去十个小时的空中之旅担忧。由东向西的飞行，我们是赶着黑夜跨着经度在行进。飞机穿过内蒙、新疆在帕米尔高原北部进入印度然后是中东地区，再沿伊朗、伊拉克领空飞往波斯湾。

    到达迪拜依旧是天空漆黑一片的当地凌晨。

    迪拜是世界中转空港之一，地球上各色人种在这里频繁转机，前往他们需要到达的目的地，穆斯林的风情、音乐伴随着阿拉伯国家的奢华，在迪拜显露无疑。迪拜机场有非常大的超市，在手表柜台，遇见了来这里做营业员的打工的浙江妹子、四川帅哥，还有背着行囊行色匆匆的温州人。中国人，真的很忙碌，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在急迫地争夺着生存以及活好的机会。两个温州年轻人是做皮鞋生意的，他们将和我们一起前往乌干达，他们在那里有自己的生意。那个女孩开口就说你们谁是上海的，或许温州在很多外籍人士心中还不是知名度很高，中国的北方人外出往往会说自己是北京人，而中国的南方人外出，或是可以操一口粤语，要不就说自己是上海人，这女孩的观点就是这样，也很亲热地聊起一些浙江的风情。迪拜的机场候机厅里，大家都很惺忪地躺在电梯传送带旁的地毯上抓紧时间睡觉，毕竟飞了十个小时，我将包当作靠枕，倒头就睡；睡眠将保证我在接下去的航程中免疫数值不会机动性下降过多。

    一个小时不到的迷糊，然后踏上了跨维度的航班，由迪拜启航，跨过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红海以及东非大裂谷上空，在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士亚贝巴小歇，然后直奔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位于中部非洲的乌干达，一个毗邻非洲最大淡水湖维多利亚湖畔的赤道泽国。从飞机上看维多利亚湖会令人震撼，那几乎不是湖，就像一个淡水的海。它是世界第二大湖，仅次于位于加拿大及美国边境的五大湖，而就单体湖而言这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湖泊，它滋养着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等东部非洲与中部非洲的好些个国家，同时这里也是人类的发源地。是至今人类可考证历史最早的地域。

  到达维多利亚湖，似乎是人类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非洲，一个贫穷却负载着人类太多内容的地方。飞机缓缓在恩德培机场降落，这是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旁的一个小城，乌干达首都没有机场，而这个国际机场之小，令你大跌眼镜。走出机场等待IRI的车子时，仔细打量了一下乌干达的城市，似乎就如同中国南部丘陵地区一个县城大小。下一站，将是这个国度的首都坎帕拉。来接我们的IRI车子很晚才到，沿着红色酸性热带土壤上的小路，窗外的景色一点也不陌生、摇曳的芭蕉、黄色的耕牛，穿着严谨的乌干达的男士，还有随处可见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批发来的日用品小店，令我觉得仿佛是行驶在浙西赣东的一些贫困山区。小车翻过一个山坡，远方是维多利亚湖；和方才在飞机上看见不同的是，眼前分明是浩瀚无边一汪蓝色的海的模样，湖面之宽广，水质之清澈，令我这个曾走过鄱阳、涉过洞庭、泛舟过太湖的中国旅人，平添一份尊重，一种对自然，对人类原生态的尊重。丘陵盘旋起伏，告别维多利亚湖后的前方，隐约已经看见山坡绿荫丛中黄瓦白墙的坎帕拉民居了。一个经典的非洲中部的梦幻之城。记得《狮子王》么？这是辛巴的故乡！

    很偶然，下午送走一个病友，将他制作的手工品的四千元钱交付给他，望着他准备离开这个城市别处谋生的计划，我觉得特别疲惫。靠在办公室的椅子上，一边修改着关于我们手工艺社的项目运作进程，一边望着窗外那栋烂尾楼。想起刚才和那个病友讲述“喜鹊与猫头鹰”的寓言，再望见貌似挺拔，却没有一扇窗户、一道门栏的黑漆漆的烂尾楼的空架子，心底一丝丝地倦意。

    这个时候门铃响了，我以为刚才那个病友又回转身，想要和我说些什么。打开门的一刻，面前站着一个消瘦而黄黑的孩子，然后笑着问我：“乌鸦在么？”乌鸦是我们互助会负责咨询的一位老病友。

    “不好意思，今天他休息。我是周易，进来坐吧。”

    这孩子有点紧张，拉开一张折椅坐在工作台的一侧，挺局促不安的。我给他泡了杯抹茶，“来吧，坐沙发上啊,外面下雨了，没淋到雨吧。”他勉强地坐上了沙发。说是楼上乐宜的一个目标人物，来询问到市里面做CD4细胞检测大约多久可以知道结果。我告诉了他一些检测周期，与指标参数的知识。看出来，他懂的很少。乐宜是上海一家关注性工作者的组织，就在我们一栋楼里。我知道，我眼前的这个孩子应该不是嫖客群体的，而且，已经感染了。有点灰尘的脸上，可能是因为皮炎或皮疹发着一些小红点。

    我告诉这孩子不要介意，我也是病友。然后，聊及这个绿色的抹茶是一种生绿茶磨碎的冲饮饮料，对免疫以及脾胃很好。这孩子说前一次他是在长沙检查的, 零六年确诊以来，好久没有去查了。然后，告诉我他是山东人，是在上海检测出来的，大约在他检测出三个月后，他的家乡的CDC曾经大队人马一行七到八人前往他家所在的村子，地毯式找寻他。万幸的是当地CDC没有直接说出找他的原因，不过这令他爹妈开始拒绝这个儿子了。因为政府的这样大动干戈，孩子一定是在外犯下了违法乱纪的大事。这令我想起两年前，我曾经接到过的一个电话，一位在广东打工的黑龙江孩子，在广州查出HIV阳性后不久，他家乡的村子里，当地的CDC全副武装带着消毒器材前往他家询问他行踪的遭遇；由于是广东，我无法直接与那孩子联系，不久据说那孩子去了香港，找了个香港的病友做BF（男男同志情人关系）去了。

    这几天，我自己身体一直不是很好，连续三天没去办公室了，乌鸦并没有将前天这孩子来访的事记录下来，估计乌鸦也很忙。这孩子我叫他小F，其实北方孩子骨骼都比南方孩子宽大，个头不高的他，有一头特别粗而浓密的头发，然后宽大的骨骼撑着一幅消瘦的身体，黄黑的脸上有一双原本该很清澈，而如今充满闪烁的大眼睛。随便和他聊了聊他家里的情况，想到他出生的那一年，我正好进入高中；不由得内心一丝的颤抖。我一边将关于这个疾病的很多自我护理的细节在向他解释，一边很难想象这个孩子和MB（提供男性性服务的男孩）联系在一起，或许是因为在我眼里他一点也不够帅气或诱惑，或许是他那种看人却生的模样。小F很惊讶从我这边听到的关于艾滋的很多知识，他觉得似乎这个病真的可以不死，反复地问我真的可以再活几十年？我内心当然知道这个几十年的理论是理论上成立的，但要促成这个等式成立的另一边，我们还要能为自己提供多少的条件啊。

    他说过些日子知道检查结果后，准备去南方某个地方。我很担心这些MB因为生存必须一个个城市迁徙的这种习惯，会很不利于自己健康的维护。事实上，我本人也是对MB、性工作者没有任何其他看法的人；在我年少的时候，我有过几个兼职做MB的湖北的朋友，彼此还是很有义气交情的。看着小F在沙发上，双手捧着抹茶仔细地喝着的样子，想到十几年前，和那几个做MB的兄弟在张扬路喝得酒过上头后，他们哭得唏哩哗啦的模样。脑子里一直在闪回着有个姓李的兄弟的话：“我要明天开始做五元（行话指500元一次）的，我要快一点结束，我受不了了，我回武汉开个服装店把你养起来吧！哈哈，就算我开个高尔夫球场你也不会要我的，因为在你眼里我不就是千人骑、万人操的贱货么？”前几年，我这个姓李的朋友果然开了家服装店，我没换手机前，他还会时不时发些短信过来，说是离婚了，后来又找了个孩子做BF，他的这个小BF又偷了他的进货款一走了之等等。小F没有我那些朋友的风尘味道，仅仅是眼神，偶然一抬眼时让我感觉到他的眼神多少有这些飘，笑起来有点定格。小F听说我们有球队、有外语班，很羡慕，也特别神往，说是自己只读到初中毕业，就在乡办的企业里上班了，他会车工和钳工。然后，因为谈了女朋友，家里反对，女方家里也认为他没出息，于是一赌气就来到了上海。也在一家工厂上班，然后认识了一位“妈咪”（同志圈里年长，经常喜欢给其他同志拉皮条的人物），开始给他介绍客人，他做不来这样的生意，最高也就收过200元，还是因为无意间打了那客人，不过那客人恰好喜欢，有点SM倾向。

   小F说过几天再去面试郊区的一家企业，如果那个老板肯包他吃住，给不给钱无所谓了。我心底有点惊讶，在我眼里，我见过好些花钱如流水的MB，而且，比一般职业的人更傲气；让MB转业几乎是难以完成的任务；而小F居然愿意这么做。小F告诉我最近他身体不如前几年，人也瘦了，其实对于他而言，该是喜欢男人或是女人，他从没有想过；离开家以后，他只是喜欢钱，因为他真的身边一直太缺钱了。然后，他给我看包上那几个缝得乱七八糟的针线，说是他晚上睡觉时被别人划破包的。我很纳闷，难道他的室友这么缺德么？他朝我笑笑，说是他们好些人睡在一起，根本不是室友，他目前就睡在上海的一个城市绿地的避雨棚里，在那里有几个人互相认识，然后，走了又会来几个。我觉得脑子里有点开始犯晕，视线开始转向他的那双手，手掌不大，但是关节比较粗，指甲有几个留的比较长了，里面是灰色一些污垢。“那你目前的生活来源呢？在那里如果有客人，估计只有五毛（行话伍拾元）吧？”

    “哪里，我这样子还会有人要么？我现在是靠捡瓶子，捡到一定数量了，换了钱，就去找工作。可是，老是被骗了报名费就没有消息了。”

    我心底一阵抽痛，不想听他讲下去；但是，他还在说，说是前几天看了一家厂子，老板娘或许愿意留他，希望他还能帮忙做掉点家务，他很期待那份活。窗外的雨开始下大了，今年的黄梅天比往年来得漫长，低压下的云层一直是这么压抑得难受，屋子尽是湿湿的感觉，好像透不过气。

    我知道，很多人是不会愿意轻易相信一个做过MB的孩子的话的，不过，我愿意信。想起前些天和一位北京的朋友在咖啡馆里谈到中国曾经很风靡的一部电视剧集《寻找回来的世界》谈到了骄傲的谢悦，以及当年美丽的宋丹丹，谈到了里面经典的一句画外音：“爸爸，世界也会丢失的么？那我们丢失了世界该怎么办呢？”爸爸的画外音很坚定“那我们把它找回来！”眼前的这个孩子，一位正值青春的孩子，他黄瘦得单薄而且脸上的疹子里应该流动着一种叫HIV的病毒，他向我一直在说他能做五金类的车床，他在夜晚上海喧嚣与繁华的高架桥下捡着瓶子，然后蜷缩在将要迎接世博的一片又一片奢华的绿地的避雨亭里小睡，他不能回家乡了，家乡的疾控从国家CDC数据库查找到他的资料后，已经全副戒备地等他回去；上海疾控对这个孩子详尽地咨询，并没有留给孩子一个认识，他可以有理由活下去；他们只是从这孩子那留下了真实的姓名、身份证。当我们交出一张确诊的报告后，我们的音乐就嘎然而止；然后，幕布拉上，似乎背后阴阴地有一句话“世界，你已经丢失了，你已经失去了世界了。”如果说检测是我们的职能，那检测以后呢？几天来，常有上海的病友在问我，据说现在人数增加了，市里面资源紧张，我们只能一年查一次cd4和载量了，那怎么办啊？晚上去看那个失明的伟伟，听他讲起医院里医生们在不断推荐自费蛋白酶抑制剂，理由是那个药最好。HIV真的是令我们失去了整个世界么？

    我出了一会儿神，醒了一下，带着小F下楼吃饭去。

    我下意识地点了很多菜，因为那个小店的菜很差，下着雨，我们没有选择。我不知道，明天小F在哪儿吃饭，我不知道我合不合适找我的一些亲戚尽快给小F找到一份活干，他很认真地又问了我一遍：“周哥，我们真的还可以几十年？”我替他舀了一碗排骨汤，脱口而出：“那当然，没瞧我很棒么？”

    话说完，我抬起头尽可能地看着电视，我不想看小F美美地喝汤的样子，我宁可看着电视屏幕里又一遍遍地在播放着“地震无情、大爱无疆”的专题片。而脑海边却一直响彻着那遥远的剧集里的那句话“孩子，那我们一起把失去的世界寻找回来！”小店的老板娘刚冒着雨将外卖送完回来，进门前恰巧踩在了雨水里一只空的雪碧瓶子，重重地和伞一起摔在了雨水里，小F立刻起身去拉了老板娘一把。老板娘笑呵呵地朝我说：“谢谢你弟弟啊！”小F脸刹地红了。

    好大的雨啊，这个黄梅天让人闷得难受。

地震以后，恰逢高考和暑假来临。就这个时候，我注意到江苏卫视、浙江卫视、上海教育分别先后播放了一部属于七〇年代的日本剧集《青春的火焰》。我不了解八〇后以及九〇后的孩子是怎样看待这么部剧集的，但是这对于我们这批七〇的人们，却是那么遥远而又熟悉的一部电视连续剧。这个少女曾经是那个年代所有青春与意志的代言人：小鹿纯子。

    记得我第一次看这部描写昔日日本女排冲击奥运，顽强到极致，幻想到极致的电视连续剧时，才是小学五年级的事。那个年月家里都是黑白电视机，凯歌牌与飞跃牌几乎是最为过硬的国产电视机了。但是如此令人如醉如痴的好电视，尤其是看见过彩色海报以后，怎能令人不向望彩色的那些运动衣与东京风光呢。后来区青少年图书馆的十八寸彩电开始对我们这些学生开放了，能在图书馆看彩色的“晴空霹雳”这在当时简直是一种荣誉，因为那个年月只有品学兼优的学生，才可以办理图书卡，进入成年人在徜徉的书的海洋的。

    说实话，这部《青春的火焰》也没有太多的深意与内涵，不是那种令人回味悠长的大片。在最初，这仅仅是一部日本的漫画书，后来由少女偶像荒木由美子来出演。那时候的孩子下课十分钟，最多的口头禅就是“晴空霹雳”、“流行火球”。当年的老师也会因势利导，在语文课或者班会课上讲解一些电视剧背后值得我们借鉴的事。一个从北海道来到东京的乡下姑娘，为了寻找妈妈，为了参加奥运会，那么夜以继日疯狂地锻炼；这对于我这个当年没有上海户籍的在上海借读的孩子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榜样。记得当时班主任讲解小鹿纯子的“马大哈”现象，这是个心无瑕疵的纯洁少女，老是在同学中干一些傻乎乎的事情，也经常闯点祸，尤其是她老是捉弄很迂腐的木木老师，真的让我们这些在考分指挥棒下的孩子的内心大呼过瘾。我们的班主任自然知道这些，然后，告诉我们做人简单、执着的道理，告诉我们人一辈子不可能尽赚便宜，有时看似很傻的人，往往最后获得最多人的帮助，因为她曾经那么真心帮过别人。

    想到现在的家庭启蒙教育，都是一个孩子，父母生怕孩子吃亏，加上社会资源紧缺，人们疯狂竞争的大背景，现在的孩子们已经很少有小鹿纯子那股子憨劲了。我喜欢小鹿纯子，她的内心就像东京郊外那条她时时训练时的小河，明澈而绿意葱葱；而她面对困难时的牛劲，又像是北海道的暴雪那样义无反顾。那身洁白的白富士的校队运动装，加上发辫上的小兔子饰品，以及那句口号“白富士，敢斗！”一时成为那个年代女生们最为愿意效仿的偶像。

    青春就是这样掩不住地在每一个年轻的心里燃烧着，还有那个最后死于心脏病，打着很玄乎奇玄的“流星火球”的夏川尤佳。那种带着忠诚、平等的友谊，被日本人冠以一种生死之交的极致表现出来。

    有一集是讲述夏川尤佳去世的叫《排球之歌》，当年还小，觉得很奇怪，我们看的人心底还在为尤佳的死惋惜与难过时，球场上的小鹿纯子竟然没有了一丝的难过，还灿烂地腾空在排球场上，竟然还和那个令人讨厌的西方美树合作“双重晴空霹雳”。后来，随着年龄逐渐长大，当你已经遗忘了这部《青春的火焰》的时候，你会偶然间领悟，人是不该躺在难过与沮丧中生存的，面对眼前的目标，用胜利与拼搏来取代哀怨、苦叹以及唠叨，才是一个真正勇士的风采。今天，我也时常看见一些个所谓的“艾滋勇士”，看他们一次次饱含泪水的演讲或是将演讲久而久之演化成定格唠叨，或许这是中国人的所谓顽强；但是，请允许我不能认同，《艺术人生》的朱军每一集似乎非得将主人翁逼出泪水、泣不成声才肯罢休，有时经常会十分惊讶于今天的中国的“易哭症”。难道，今天的中国人比起当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还要苦么？难道今天的中国人的感情真的越来越丰富了？还是，我们变得肤浅了，越来越需要形式来肯定实质了？大江南北还有几个真汉子，几个好男儿？难怪前几天，中国男足在南非世界杯外围赛，小组垫底出局一刻，好几个男队员哭了。看后心底倍感凄凉，不是因为输赢的结局，而是觉得这些男人泄了做人的底气，一句话“还有啥好哭的？”古语说得好：小哀喋喋，大哀默默，今天我们就是在这样以一种作秀、喋喋不休在消磨一个民族的意志力。

    悲悯是一种情绪，更是一种氛围。正如有一集夏川尤佳在北海道集训时的几句话：“北国山水凄清，容易令人伤感；但是，年轻人的内心是燃烧着火焰的，不论星相如何，我都要去拼去争取！”这几天，走访了几家23-24岁的病友，看见他们和父母折腾，令已经心碎的父母更是心力憔悴的模样，内心十分不忍；我们的孩子怎么了？难道他们内心的火焰已经熄灭了么？又是谁将他们养护得如此柔弱，我们又为何时时在催生着这样的柔弱？所谓的最边缘人群，究竟是在怎样界定？我们有没有因为慈善而在教会一些人将自己刻意制造成最边缘版本的人群呢？

    怀念那个年代的《青春的火焰》，至少，在我确诊的一个月后，我是专门去买了一套儿时的这本剧集，看着“晴空霹雳”，时光的回忆在告诉我，我从来就是个斗志昂扬的人，绝不放弃，绝不低头，将生命的火焰熊熊地燃烧起来吧。

    生于宁波人家，所以喜欢宁波菜。何况外祖父烧得一手好海鲜，我也打小就可以将不同海鲜类菜肴如数家珍、甚至很早就会做上几道博得老人的开心。

    在童年的记忆中，外祖父家已经家道中落；外祖母早早已经将自己的翡翠、黄金典卖给亲戚朋友，用于治疗外祖父的疾病。昏黄的客堂里，外祖父哼着绍兴戏，用自制的浆糊给国营的水果店、食品店糊着牛皮纸的果品袋。而外祖母则在水龙头上洗着当晚的菜料。

    七十年代的上海，菜市场里还有很多海鲜的；这在当时并不珍贵，小梅子鱼、带鱼、毛蚶、银蚶或者是龙头烤、梭子蟹也都是寻常老百姓的桌上菜。一般在家外祖母是烧寻常菜或打下手的；真的好菜，尤其是父母回到上海的那些日子里，炉灶权还是归外祖父的。外祖父、外祖母都很喜欢父亲，因为父亲是家里的大姑爷，急得每年春节前，父母还没有返沪，外祖父就要开始张罗些宁波甬式菜了：弄上条海鳗，熬上海盐挂在廊下的竹竿上，任儿时严冬里西北风将鳗鱼吹成鳗鲞；选定一些上好的青壳梭子蟹喷上绍兴酒与姜料做成咸呛蟹。记得有一年父母回来，外祖母偶得一条小鲨鱼，而且是外祖父特别推崇的水笋鲨。然后看着老人煮开水给鲨鱼褪鲨、切段，辅以冬笋、木耳以及姑苏的白果着实熬出一锅鲜香异常的鲨鱼羹。

    在老人眼里，女儿、女婿以及外孙都是客人，说是客人，其实是心底里怜惜着子女既要远赴山区干革命又要月月薪资养老人。常听外祖父讲起早年十里洋场的年轻时代，老人也算解放前的白领；当年的外祖母也是可以挎着小包、穿着旗袍，在大戏院一折折看着折子戏系列的太太；然而，在中国，个人的命运永远是和民族的命运分不开的，银行倒闭然后日本人打进来，上海沦陷；宁波的祖产也葬在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之下。到了四十年代初，外祖父就开始患病，外祖母脱下了旗袍，买菜洗衣、然后去“挤大米”养家。宁波人过日子，懂得不离不弃；首饰可以当掉，铅华可以洗净；但是，每到春节期间，走亲访友时，孩子以及自己的体面还是在的，苦只是苦在人背后，人前留下的是得体。前一阵子，听几个北京病友玩笑，说是上海人最虚荣，出门总是弄得像个人样，其实也没几个钱，我不由心底一丝浅笑。其实，海派文化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宁波人赋予缔造的，所谓人前得体也许不能简单归结为虚荣，这其实是做人的尊严。今天的社会，似乎会哭的孩子有奶喝，做人都做得为了获取利益，不惜自残形象与尊严的地步；令我会时不时想到早已过世的年迈的二老的一生。

    宁波人喜欢吃毛蚶，上海人也喜欢吃；为了毛蚶，八十年代一场甲肝把整个上海弄得狼狈不堪。

    前些天，在老北站的一家宁波排挡吃毛蚶，几位外地的病友看着我吃血淋淋的毛蚶，毛骨悚然。小的时候很多人家为了吃毛蚶，家里都会有几枚铜板，就着米醋姜花，温热的绍兴女儿红，真的很觉得惬意。往往此时，油锅里还做着干煎带鱼的香味、半导体里已经是余丽仙弹词开篇：“---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那种清贫但不邋遢，艰苦而不懈志的岁月里，似乎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是那么坚韧。第二天，薄雾清晨，宁波人已经将前一天吃下毛蚶壳和着淘米水，哗啦啦地开始清刷马桶了，还有一旁生煤球炉子的袅袅青烟。宁波人家的孩子很少早上吃油煎食品，一般都是泡饭和蟹糊或龙头烤，怕孩子发育营养缺乏，往往用海苔氽花生米补充些钙与植物蛋白。

    宁波人过日子其实就是一个词：勤俭。那龙头烤的盐花，让你明白吃上一条，你得下去一锅大米饭；还有腌椿树丫，乌贼蛋都是些下饭的“压饭榔头”。但是宁波人又很是团结，弄堂里面几位乡里乡亲，不论在宁波地隔多少里，只要在上海几句宁波方言足以使他们间形成最强大的经济同盟。早年的上海宁波同乡会，直到今天在美国、香港、东南亚继续为华侨群体发光发热。都说宁波人是中国的荷兰人，他们懂得彼此妥协，牺牲自己的小部分利益来促进一个群体的团结，并进而取得更大的利益。记得，直到七十年代末，外祖母还时不时去参加几位宁波老乡的“捐会”，“捐会”或许是民间最早的公积金吧，它曾经在战乱、在疾病、在最困难的时候，穷人们依靠自己的规则，一起携手走过艰难岁月。

    听外祖父嘴上说得最多的是“义”，尽管他一向是个文弱秀才，可是他心底一直有股侠义的豪气。

    从方腊说到张啸林、黄金荣；从白玉堂讲到蒋经国上海“打老虎”。上海，事实上是在外祖父的故事里，让我有了一个历史的纵深，透过几缕东海的水烟，看一方渔民从礁石边启航，在厚重的大海与风雨里彰显着生命的力量。那些美味的海鲜的背后，留下了一方人们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我是宁波人，我喜欢宁波菜，我愿意过宁波人的日子。

    老少过日子，永远是孩子缠着老人家说故事。很小就心疼外祖母那双沟沟壑壑开满血口的手，老是帮她涂上蛤蜊油，然后泪眼汪汪怕弄痛老人。可是第二天凌晨，当我还呼呼睡在梦想里时，外祖母已经扎上块青头巾，点燃那支矿蜡，悄悄走下这段楼梯，前往国营的菜市场里在冰屑堆里剥起了虾仁。剥虾仁，这成为当时这个小家很大的一笔经济收入。

    记得外祖母说过，人一生就是要遭很多灾的；就像春节放爆竹，有时你是被突如其来地炸懵了；而有的时候，你就要在路边静静地等着导火线燃烧，然后鼓起勇气等它炸完再走过去。老人家生有7个儿女，最后存活的才只有母亲她们三个。三十年代，家境十分艰难，上海很多老百姓需要到租界里“背大米”，让日军发现就是死路一条，外祖母说当年外祖父肺结核在床，她只能冒充孕妇前往租界“背米”，几天几夜将米背回来时，两位双胞胎的姨妈已经在这亭子间，双双煤气中毒死去了。重病的丈夫，哺乳中的儿子，还有需要掩埋的一双女儿，老人家每次说及这些都是眼里湿湿的。而年幼的我会很天真地问她：“那两个姨妈有我现在大么？人死掉是不是很疼的啊？”

    然后，老人家会说，“死了是不疼的，人只有活着才会疼”

    “那我要死掉，我怕疼！”

     然后就被敲了一个“毛栗子”，“戆小囡，人死掉就啥也没有了。”

    “啥也没有了是怎样的？”

    “就是墨墨黑看不见也听不到”

    “不怕，我还有洋蜡烛！”于是老少就笑成了一团。是啊，生命在最年轻与最年老的日子里都是不惧怕死亡的，前者因为无法设想与理解死亡，而后者是太明白或历经过死亡。在很漫长的日子里，老人家的儿子远洋去了，大女儿随军了，小女儿上山下乡奔赴北大荒了。留下的只有牙牙学语的外甥和常年痨病的丈夫。那仄仄的楼梯上，每每晃晃的微弱的烛光，告诉我，外祖母忙完了外祖父上楼了。然后，老人家时不时地将枕头旁的毛竹筒拿出来，叮咚地扔进几个硬币，打开一块青色的手帕，将省下来的全国粮票、香烟票、鸡蛋票整齐地叠放归类。很漫长很单调的日子，却又似乎很满足很实在地在期待。按照老人家的话说：“日子会好起来的，只要活着就会日子好起来的。”

    孩提时候啥也不懂，不会深谙生存的理由；时时会害怕、会恐惧，但是只要外祖母那针线篓子里留着那段洋蜡烛，就不怕了。人生的灾难有突如其来的，有需要慢慢熬着的，不论哪一种，只要心中还有那一截残烛，黑夜终究只会是一个阶段，都只会属于过去。   

    坐在这三十年左右房龄的老公房斑驳的窗前，窗外是雪后那座高耸的五星级宾馆华美的轮廓；屋里我面对着病友小L以及他年近八十的老父亲还有那位听小L说起过无数遍的，他的姐姐。

    我喜欢上海的老城区，尽管陈旧；但老城区留下的属于这个城市的勤俭与忍耐的底蕴远比改造过的流光溢彩的市政新区域来得亲切，因为我也是在这样一个拥挤、简陋却精致的空间里诞生与长大的。小L的父亲行动蹒跚，不善于谈吐的老人家眼里的喜悦告诉我，这个屋子，一定很久没有亲朋好友来走动过了，尽管它坐落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最繁华的商业区域内。

    小L比我在金山医院时又恢复好了很多，他居然可以下床拄着拐杖行走了；这令我这个好强的人也难以相信。他姐姐从纸盒里拿出甜柑递给我，一口一声谢谢，谢谢我来看望她最心疼的弟弟。装甜柑的纸盒旁边，微微有些霉斑的墙壁前堆着十来包成人尿片，还没有拆封，一定是新买来的。小L的姐姐已经是微微有点发福的中年了，尽管头发因为劳顿显得没有整理过的蓬松，但是，上海女人特有的白皙、整洁与细致依旧在昏暗的房间里显得那么宁静与协调。说实话，我不知怎么开场白与这位姐姐搭上话茬，我只是说了句：“我听小L无数次说起您，没有您，就没有了他。”她还是惯性地在说谢谢，停滞了两秒后，她准备开始话题的一瞬间，那浅红的嘴唇微微地颤抖了。

    这是很微妙的刹那，因为我也早通过小L知道了这样一位倾力拯救着弟弟的姐姐，而姐姐也明白眼前的我，和她自己那生死一线走过来的失明、残跛的弟弟一样携带着令人恐惧的一种叫HIV的病毒。就在她张口的一瞬间，昏暗的房间里我的眼泪、小L的眼泪映衬着姐姐的眼泪同时从各自的面颊上滚了下来。是啊，这是一位当时免疫细胞CD4只有5个的艾滋病人的姐姐；这是一位合并感染隐球菌脑炎濒临死亡的艾滋病人的姐姐；这是一位为了拯救自己26岁弟弟的熬尽了所有资产的姐姐。

   “我姆妈是快五十才有了这么一个儿子，我们上面这么多姐姐全部长大了才有了这么一个小弟弟------”姐姐坐在陈旧的老沙发上，颤微微地告诉我，“姆妈当年过世时，他还小，阿拉姆妈眼睛也没有闭上，就是不放心这个老来子啊------我是大姐，我不能救我弟弟的话，是没有脸下去见姆妈的，我只能用自己这条命来拼着弟弟的这条命。”小L的隐球菌脑炎当时的病势特别严重，外加免疫系统完全崩溃，他的生还几乎也是上海艾滋治疗史的一个特例。小L姐姐告诉我，小L其他姐姐及亲属都准备放弃了，连昏迷过后的小L当时也告诉大姐，梦见妈妈来接他了，但是大姐不肯松手，因为这是她唯一的弟弟，这是她早逝的母亲的唯一的儿子。大姐从那一刻开始，将自己和弟弟捆在了一起。大姐告诉我，因为要照顾弟弟，不论刮风下雨，都是准时准点赶着两个小时的车程赶到病床前，她生怕某一次迟到，会让弟弟萌生被放弃的念头，更不要说替瘫痪在床的弟弟擦洗屎尿；然后，当她疲惫地再花上好几个小时赶回自己的家伺候女儿和丈夫时，女儿要求母亲消毒以后进屋，丈夫递给她的是离婚协议书，其他几个姊妹看见大姐因为弟弟几乎闹得家破人散，均已经不敢再插手，唯独能做的就是照顾好年迈的老父亲趁着赡养老人时，多给些钱，间接接济弟弟。大姐说，不管丈夫怎样冷落自己或是抱怨自己，一年多的来来回回城郊两地，她只有一个念头，所有的人世间的委屈都是小事情，只要留住弟弟的命。

   十三个月住院，是多么遥遥不可触底的日子啊。十三个月的风雨颠簸，我不知道金山到市中心累计的路程够不够走游欧洲了。小L所有的求生的欲望里，注入了姐姐最强的一支生命的强心针。从瘫痪到可以下床，从完全失明到已经有了较好的光感，弟弟的生命里已经包含了两个生命的发动机了。金山病区护理的护工对小L是最好的，除了小L自己的积极求生，护工们心里记着这样是一个为救弟弟舍身一切的姐姐。而迫使我在这屋里不断地滑落泪水的还有大姐超出常人的坦然与博大，当小L恢复一些时，大姐要求弟弟与病区中其他的病友去交流去说话，去用自己的回生的例子鼓励所有躺在病床上靠近死神的病友们。在我们互助会只要是住过院的病友，都认识这个小弟弟，却很少人知道弟弟背后站着这样一个个头不高，却挺直着沉重腰板的姐姐。小L下床行走下楼梯的第一次，姐姐抱着弟弟说：“真好，你知道么？出院的那天，背你上来姐姐花了十块钱，你现在自己可以下楼梯了，你为姐姐节约了十元钱，真好！”

    老屋子里，斑驳脱落的屋顶下横着姐姐新洗的衣服，每一件都那么洁净，飘散着洗衣粉的清香，丝毫没有尿沚与粪渍的痕迹，姐姐的手却是冻红着微微有些肿。

    小L出院以后，尽管路途近了，可是姐姐增加了买菜做饭的活，叮嘱弟弟进出家门活动身体，怎样与邻居交往，既不要封闭自己也要保护好自己的病史。小L听说可以叠锡铂挣五元钱，告诉我想找这样的活在床上做，我望着白净的毕业于沪上知名高校的小L，无法回答他；弟弟心底是急迫着想卸下姐姐压弯腰的负担啊。一年多住院治疗，在有医保85%的承担下，姐姐也已经为弟弟支付了二十多万的治疗费用，生命有多么昂贵啊，而比生命更昂贵的是姐姐的那份爱，可以舍弃自己的无怨无悔、忍辱负重的爱。

    大姐告诉我在小L住院九个月以后，她一次突然接到自己丈夫的一个电话，说他自己开会刚路过金山上海公共卫生中心，想知道自己的小舅子的医院在哪？哪个病房？然后，姐夫隔着玻璃门，远远地无声地看望了与死神搏斗的自己那含辛茹苦的妻子的弟弟。大姐的泪水在脸颊前默默地留了下来。是啊，多好的女人，多好的不可丢失的妻子啊。在金山病区，姐姐受到所有的医生与护士的敬重，大家都看到了她忘我而执着地承受。尽管这是一个物欲的世道，但是物欲还是在人的爱心前退却了；但是，也正因为这是个物欲的世界，炎凉需要在一个又一善良而平凡的人在承受了多大的代价后才作出退让呢？大姐说见到我们就像是见到自己的亲人，最初对我们、对弟弟的那种不理解、那种既爱之深又恨之重的心早已经化开了，她在医院看见了那么多英俊的孩子，在如花的年纪，躺在了艾滋病床上，每一张笑脸都是那么善良与美好，她不能责怪这些弟弟们；她唯独的愿望就是望天下有儿女的、有弟妹的母亲与姐姐，都能行动起来，用真心的爱来铸就一道人间的墙，不要再有这些美好的生命在这样的季节里枯萎、夭折！仅有的宣传与防范或许没有更大的作用，尤其在这样一个作秀、浮华和自私的年头，大姐说过，抗击艾滋只有一件武器，那就是爱，去爱艾滋病人。

    听过很多演讲，也作过很多演讲；见过很多专家，也参加过很多专家会议；其实面临这样一个疾病，最专业的恰恰是艾滋病人以及艾滋家属，因为这不仅仅是疾病，这一刻，你知道有多少家庭，有多少这样不起眼的人们，正在用个体用躯体抵御着来势凶猛的疾病以及比疾病更置人于死地歧视呢？临行前，大姐告诉我，小L的小姐姐本来准备提干入党的，为了避免政审对家庭成员的家访，小姐姐放弃了提干，她不想这依旧歧视的世界再因为自己的仕途给与死亡抗争的弟弟撒上一把盐。

    姐姐，我也有一个美丽的姐姐，一个从小和我一起远离父母在上海相依为命的姐姐，风雪过后的上海，华灯映着白雪，想来自己已经很久绕着艾滋病友们渡过了一天又一天，好久没去看望自己的姐姐了，真想大叫一声：姐姐！我最美丽的姐姐。

    第一次见他，是因为我的一位合并感染结核的病友住进了离上海市区遥远的金山上海公共卫生中心。我见到这位病友同时，也见到了躺在病床上小L，我这篇故事的主人翁。小L是感染隐球菌脑炎，一种只有免疫低下才会发生的真菌型脑膜炎，当时他在医院里已经折腾了近一年了。我并不知道这些情况，下午暖暖的阳光从淡绿色的窗帘照进来时，那孩子是迎着阳光斜斜地靠在病床的一侧，认真地听着耳麦，很沉静很享受。由于，初到病房，我很忌讳有些病友可能会因为艾滋，而拒绝与陌生人说话，所以只是在临走和他打了个招呼。小L侧了侧身随口答应了一声，并没有转过身来。这是我想到情景，也没在意匆匆拉着我那结核的病友下楼晒阳光去了。路上，我还对我那位病友说小L也该下楼走走，不要大好阳光，抑郁在病房的一角。然后，我这病友告诉我，小L快要瞎了，眼睛只能看见点光亮。